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13个试点省份开展公益诉讼试点，把民事公益诉讼的试点范围界定在履职中发现的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试点范围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与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相吻合的，笔者试图就检察机关的公益代表性和法律监督性的关系作一探究。

　　

　　检察监督不仅仅应该是线性的，而是应该呈现出伞状的发散性的，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应仅仅表现在某个单一领域，而是应当实现监督的全覆盖。这自然包括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监督，这是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同时，如果民事侵权的结果表现出无可回避的公益性，由谁来启动诉讼问责程序？相关公益组织自然适格，但总具有分散性。检察机关的身份定位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群众利益等公共利益的保护神和总体代言人，无论是何种民事公益诉讼由检察机关提起亦当是自然之举，这也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其实，即使是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利益在没有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时，都应当视作对公共利益的冒犯和侵害，这也是检察机关对民事私诉案件进行监督的理论基础。所以说，无论是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还是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以及需要检察监督救济的民事私诉都是在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被侵犯、受损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以国家公诉人、公共利益原告或者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提起诉讼（包括抗诉）的。那么，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之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还应否拥有部分必要的侦查权？检察机关的公益代表性定位，与其行使诉权和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的部分侦查权等法律监督权之间到底是种怎样的关系？笔者拟作一抛砖引玉的论述。

　　

　　一、坚持检察机关的公益性定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当具有对与诉讼流程密切相关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因为，拥有了这种侦查权，检察机关才能具体、可行、有力、有效地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无论是何种诉讼形式，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及工作很多是体现在诉讼流程之中的，置身于直接而繁复的诉讼流程（如刑事诉讼、民事或者行政公益诉讼、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等）之中，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及其背后可能隐藏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情交易等腐败问题可能具有更直观更具体的感受。为了确保案件具有公平公正的处理环境，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相关案件的侦查权，这类案件包括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私放在押人员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等涉及的案件。从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的角度来看，广义的“诉讼流程”还应当嫁接或者包括对某些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程序，因此，此类案件还应包括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等涉及的案件。

　　

　　二、坚持检察机关的公益性定位，检察机关必须勇于填补法律监督的空白，实现监督的全覆盖。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之后，大多数职务犯罪都将由监察委员会进行查缉。但这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即：监察委在对公职人员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全覆盖之后，谁来对监察委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没有或者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仅仅依靠监察委自己清理门户，肯定是不全面的。就像一把手电筒照射的光区有限一样，还需要另外的手电筒不同角度的补位，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就应当充分履行起这种职能。当检察机关发现监察委工作人员自身涉嫌职务犯罪时，应当及时向监察委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监察委的上一级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对检察建议进行答复。如果监察委对内部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不予受理和查缉，建议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的侦查权，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渎职责任，以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留空白，名至实归。

　　

　　三、坚持检察机关的公益性定位，充分行使继位侦查权。所谓继位侦查权，是指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干预下，专门侦查机关仍怠于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使国家以及集体利益、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财产权益处于面临侵害的风险边缘，亦即国家保护的“公共利益”面临被侵害的可能时，检察机关就可以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自然获得专门侦查机关对该案件的侦查权。这里的专门侦查机关既包括传统意义的侦查机关比如公安部门等，也包括监察委员会。另外，要注意，继位侦查权获得的是个案的侦查权，不具有普适性。因为，它仅仅是对专门侦查机关怠于行使职权的一种补救措施。继位侦查权是一种侦查权的兜底、底线配置，只有作出这种规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才具有刚性。

　　

　　四、坚持检察机关的公益性定位，检察机关必须履行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公职人员的全面而彻底的监督，因为，公职人员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都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受侵害。由此，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法律监督的保底性权力即机动侦查权。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保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规定，这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行使的充分保障，以使法律监督游刃有余。

　　

　　五、坚持检察机关的公益性定位，确保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身份的恒定性。这种恒定性，一是表现在检察机关是民事公益诉讼的总体代言人，具有宏观的概括性，因此，在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选择上，应当首选检察机关，其次才是公益组织的选择；二是一旦选择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就不再要因为适格的公益组织有意介入诉讼，检察机关就“自我放逐”，将公益诉讼的原告之位拱手让人，这既不严肃，也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当然，这与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听取公益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行不悖，毕竟，相关公益组织与检察机关的价值追求和诉讼取向还是一致的。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检察院  钱冲